朱继东：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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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道路
编者按：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和道路是我们必须永远坚守的底线和原则。不仅要看到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确实存在前进方向和道路之争，而且要深刻认识到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出了大问题，从而在汲取教训的基础上，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和道路问题的相关重要论述，以确保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和道路。
方向问题、道路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重要问题，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和道路。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无论如何科学评价和总结40年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和道路都是我们必须永远坚守的底线和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党和国家进一步指明了正确的前进道路，确保了新时代创造新辉煌，确保了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同时正确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教训，以高度的理论清醒、强大的政治坚定确保今后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道路。
改革开放之初，针对某些人或势力对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等等的曲解、质疑甚至反对，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1979年3月30日，他就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特别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 同时，他提醒全党：“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2] 他要求全党要坚决批判、反对这种错误思潮。针对当时有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他特别强调指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3] 他旗帜鲜明地强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4]
此后，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开放要始终坚持正确前进方向和道路，并对某些人的错误言行进行了严厉批评：“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我们选拔干部，必须要注意了解他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5] 1985年3月7日，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6] 他警醒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7] 1985年5月20日，他在同曾在台湾生活多年的北京大学哲学系陈鼓应教授谈话时特别指出：“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8] 1986年12月30日，他在关于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又特别强调：“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9] 如此反复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和道路这一重大问题，凸显出邓小平对当时党内国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的清醒认识。
邓小平不仅对国内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和道路，而且也利用外事活动的机会向全世界进行宣示、强调。他在1985年8月28日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1986年9月2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先后告诉世界：“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10] 1987年2月18日，他在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进一步强调：“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11] 1987年3月3日，他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再次向全世界宣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12] 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旗帜鲜明地讲清楚我们要搞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中决不能不讲社会主义，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邪路，凸显出邓小平高度的政治清醒和强大的政治坚定。
1992年春天，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仍然在警醒全党：“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3] 邓小平一次次警示并告诫全党要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足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们应该永远牢记。
二、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方向、道路出了大问题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前车之鉴，其中不少教训是我们应该深刻剖析、永远牢记的，尤其是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并一步步背叛了苏共的戈尔巴乔夫主导的苏联改革开放在方向和道路上出了大问题，放弃共产党的领导、背离甚至背叛社会主义道路，极力鼓吹并一意孤行走“民主化”、“公开性”、“私有化”等路线，使得苏联从改革之初走弯路到一步步走上亡党亡国的邪路，这是全世界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忘记的极其惨痛的教训。
深刻总结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可以发现，在所谓改革中放弃了党的领导地位是最根本原因，尤其是党的领导地位的放弃竟然是在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通过修改宪法来实现的，非常让人震惊、发人深思。苏联的改革比中国晚几年，1985年3月11日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就匆忙推行改革，首先从经济领域改革着手，但很快遭到失败。随后，他没有总结经验教训就又匆匆开始推行所谓政治改革，并且一开始就在方向、道路问题上犯了错误。在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民主化”、“公开性”的政治改革大潮中，以辩论会、俱乐部、青年小组等面目出现的各种“非正式组织”从1986年开始涌现，到1989年猛增到九万多个。其中不少“非正式组织”不仅主张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公然崇拜西方民主甚至主张全盘西化。戈尔巴乔夫对这些言行不仅没有反对和禁止，反而大加赞赏。而且，就是在戈尔巴乔夫帮助下，被流放六年的“持不同政见者”、原子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在1986年底回到莫斯科，并很快就开始积极从事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种种活动，迅速成了苏联国内所谓“民主派”的领袖级人物。在戈尔巴乔夫帮助下成为人民代表之后的萨哈罗夫很快就锁定了取消宪法中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这一重要目标，剑指苏共心脏。在1989年5月25日召开的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他率先提议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而就是这一条明确规定了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由于大多数代表坚决反对，提议最终未能通过。到1989年12月12日召开的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再次提议取消宪法第六条。最终在1990年3月举行的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在所谓“民主派”代表和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的苏共“改革派”的共同推动下，大会正式通过了将宪法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14] ，修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15] 。不仅如此，法律同时还做出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组织政党。这标志着苏共的领导地位不仅被正式取消，而且意味着苏联开始正式实行多党制了。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改革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大搞去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改革开放，大大加速了苏联亡党亡国的进程。1986年2月，在戈尔巴乔夫等人的策划、推动下，苏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所谓“公开性”问题，就是要“让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等，甚至专门揭露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所谓“阴暗面”、“消极现象”和歪曲、伪造历史等。同年3月，他掀起“重评斯大林”运动并邀请大众媒体批评苏联党政机关，甚至对新闻媒体说：“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报刊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16]1988年2月，他又提出要在国内、国际政策的任何问题上的舆论多元化，自由对比各种不同观点并进行争论等。其目的就是要否定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且在一步步推进。
1988年12月，在戈尔巴乔夫指使下，苏联多年来一直进行的、对被认定为反动电台的多家西方电台进行的干扰被停止，并且还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用来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苏联国内公开出售。很快，美国专门在西欧设置了针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每天用六种语言向苏联民众宣传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认为：“苏联停止干扰西方广播，可能比戈尔巴乔夫决定从东欧撤军50万的允诺更重要。对美国来说，它为促进苏联社会的‘和平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并且，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更是以总统名义批准了《新闻出版法》，为“自由办报”大开绿灯，使反对派政党团体办报、私人办报等从此完全合法化，也助长了更多反共反社会主义媒体的创办、发展。
通过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诱导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走上邪路的重要手段，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的苏共“改革派”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俘虏”并在苏联大力推行私有化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在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一些思想西化的经济学家就开始鼓吹新自由主义，进而给苏联开出私有化的药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改革的困境。1990年8月，经戈尔巴乔夫授权，根据叶利钦和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的授意，为尽快推行“加速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方针，出台了《向市场经济过渡——构想与纲领》，这就是著名的“500天计划”。这个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激进方案主张从1990年11月1日到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内，分四个阶段将苏联从计划经济快速过渡到市场经济。1990年10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由戈尔巴乔夫主持起草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实质上就是全盘接受了“500天计划”中的全面私有化内容。在错误思想指引下，苏联经济在1990年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负增长。
“500天计划”流产后，1991年4月，在戈尔巴乔夫的授意下，原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亚夫林斯基和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阿里森合作，共同制定了一个以新自由主义为准绳的所谓“希望协定”（也被称为“哈佛计划”）。这个被苏联官方称为“苏美稳定苏联经济计划”的经济改革纲领，被认为是解决苏联政治经济危机的新药方，其基本思路就是：在西方的援助下，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为进一步加快私有化步伐，1991年7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原则法》，也就是著名的《私有化法》，制定了国有企业分阶段私有化的时间表。叶利钦任总统后，在1991年12月19日批准《1992年国有及市有企业私有化纲要基本原则》，加快了推进经济自由化、私有化的步伐。在法律的庇护下，苏联的经济改革就这样亦步亦趋地按照西方指引的方向，走上了一条新自由主义的“不归之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结局已然注定、不可避免了。
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和道路问题
作为在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人民领袖，习近平总书记深知始终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和道路的极端重要性：“三十五年来的改革历程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也经历过曲折，但由于方向正确、驾驭得当，有了问题能及时纠正，所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17]
早在2012年12月，他在广东考察时就特别强调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8] 他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强调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正确道路、正确立场、正确原则等问题，是意味深长、语重心长的，凸显出其高度的政治清醒和强大的政治坚定。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个问题提高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警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通过纠偏纠错以往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犯过的错误，让更多人深刻认识到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和道路的极端重要性。2012年12月31日，他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前进。”[19] “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 2013年1月5日，他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21] 习近平不仅一次次强调了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极端重要性，而且针对有的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极权资本主义”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予以澄清和批驳。这就是警示和告诫全党，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清醒认识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如果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背离了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警示和告诫全党，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正确方向和道路是一个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要深刻认识到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坚决反对那些误导中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邪路的错误言行，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在新时代对全党的再强调、再动员，是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所必须牢记的重要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道路这个重要原则的强调是一以贯之的，在多个场合一次次提醒、强调，希望全党要始终牢记。2013年11月12日，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明确指出：“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22] 并进一步要求：“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有领导有步骤推进改革，不求轰动效应，不做表面文章，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23] 2016年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24]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25] 2017年7月26日，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26]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国内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道路，而且对全世界也做出了庄重宣示。2013年10月，他在出席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特别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27] 这是明确告诉世界，新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绝不会背离社会主义道路，更不会走资本主义邪路。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既不会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出一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下始终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根本原因。党的十八大以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虽然让中国人富了起来，但距离强起来还有很大差距，并且积累下了不少问题、难题。正如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党的十九大期间参加他所在的党的十九大湖南省代表团讨论时所指出的，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党的领导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仅在说、更是在做，无论哪个领域和哪方面工作，无一不从加强党的领导抓起，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树立起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从根本上扭转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状况，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28]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怎样评价和总结40年的改革开放事关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和道路。有的人把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归功于“去意识形态化”，借机误导中国的改革开放淡化社会主义色彩甚至“去社会主义化”；有的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企图把混合所有制改革变成私有化改革，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变成经济制度变革，不断削弱我们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也有的人陷入对改革开放的迷信，忘了我国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有底线的，盲目认为改革开放越彻底越好，甚至鼓吹全方位、不设限、无底线地改革开放；还有的人故意歪曲“双百”方针为己所用，把“双百”方针曲解为发表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的自由，对那些不按他们的思路总结改革开放的正确言论则攻击为“左”、极左，这些言行都是错误的。面对这些杂音、噪音，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不能把这说成是不改革。”[29] “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此，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30] 一定要警惕有些人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误导中国在根本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那些只谈改革开放、不谈正确方向的人不是真正的拥护改革开放，它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是反对坚持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改革开放；一定要牢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能不谈或者少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一味片面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定要深刻认识到，开放是手段，绝不是目的，如何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要由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来决定，任何改革开放举措都决不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一定要警惕陷入“越开放越好”的陷阱，要看到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前些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危害。同时，我们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好思想、组织、政治等各方面的准备，从党成立90多年和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历史出发，选择合适的机会和时间，像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再一次认真集中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力量，认真、科学地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成败得失进行深刻总结，既要充分看到这些年来的伟大成就、成功经验，也不回避在探索中出现的问题、失误和犯下的错误，早日作出一份真正经得起人民检验、实践考验、历史验证的“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一次在全党统一认识、凝聚共识，增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政治自信、价值自信，确保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方向和前进道路，进一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165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14]辛华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页。
[15]《苏联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493～494页。
[16]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18]《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19]《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20]《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2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页。
[22]《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23]《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2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49页。
[2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49页。
[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9页。
[2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48页。
[28]《王岐山在参加党的十九大湖南省代表团讨论时强调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兑现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0日。
[29]《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30]《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作者：朱继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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